人类很容易陷入谬误思维，“所罗门悖论”就是其中一项：人通常能聪明论断他人问题，却无力处理自己的状况，甚至陷入情绪的漩涡中。作者大卫．罗伯森通过《为什么聪明人会做蠢事？》一书，分享处理所罗门悖论的思维技巧：自我抽离，保持与事件的距离。
培养智能的方法很多，富兰克林的道德认知代数只是其一。有些深入的见解源自于“所罗门悖论”（Solomon’s Paradox）现象，典故来自公元前十世纪传奇的以色列国王所罗门。
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出现在所罗门的梦里，要在所罗门统治时期的开端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所罗门没有选择财富、荣耀、长寿，反而选择智能的判断力。他的洞见随即面临考验，故事是两位妓女出现在他的面前，两人都说自己是某位男孩的母亲。所罗门令人把男孩切成两半，他知道真正的母亲宁愿放手，也不愿见到儿子被杀。于是世人公认他做的决定象征着公正的判断力，凡遇疑难杂症皆不辞千里前来询问他的看法。他带领人民迈向富饶，兴建耶路撒冷圣殿。
不过，据说所罗门在私生活上却难以发挥聪明的判断力，他任凭毫无节制的私欲支配着生活。比如说，尽管他是犹太祭司长，却蔑视《妥拉》（Torah）诫命，妻妾上千人，还累计大量个人财富。他成了无情贪婪的暴君，深陷风流韵事，更没教导继位者做好掌权的准备，王国最终陷入混乱与战争。
所罗门悖论：人能聪明论断他人问题，对自己的处境却无能为力
三千年后，葛罗斯曼在其设计的智慧测验里发现同样的“不对等”情况。很多人就跟所罗门一样，对别人的两难处境能聪明论断，对自己的问题却显得无能为力，原因出于他们对面自己时更显自负，更不懂得妥协，这是另一种偏见盲点。我们觉得受到威胁时，这类错误似乎就成了特别的问题，引发了所谓的“热”情绪处理（hot emotional processing），思维既狭隘又封闭。
幸好我们可以实践“自我抽离”，运用所罗门悖论，让情况变得有利自己。若想感觉看看这种做法的力量，请回想最近一次惹你生气的事。现在“往后退几步”，就像站在房间另一端观察自己，或者看着电影屏幕上的自己，然后对自己描述当时的情况。你有什么感觉？
密西根大学心理发展研究学者伊森．克罗斯（Ethan Kross）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证明这个简单的过程能促使人们以更自省的态度看待自己的问题，而且是使用“冷”处理，而非“热”处理。例如，他发现人有可能以更中立的用词去描述情况，开始寻找自己不满的基本理由，而不是关注微不足道的细节。
保持与事件的距离，就能以其他角度和背景脉络来思考整件事
想想以下两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是站在“沉溺其中”的第一人称角度。
“我吓到了，男朋友竟然对我说，他无法跟我创建紧密的关系，因为他觉得我以后会下地狱。我坐在宿舍走廊上大哭，努力向他证明我的宗教跟他一样……”
第二个例子是疏离的观点：
“我能够更看清论点……我最初比较同情自己，不过我接着开始理解男友的感受。他的感受或许不理性，但我理解他的动机。”
第二个例子能看到事件变得不那么个性化，也更抽象，当事人开始跨出自身的经验，试着去理解双方的冲突。
克罗斯强调这并不是另一种回避或压抑的方法。他在访谈时向我表示：“我们的概念并不是要把他们从事件里拉出来，而是要给他们一点距离，让他们往后退一点，然后请他们以更健全的立场去面对情绪。若是站在沉溺的角度处理事情，往往会把重点放在自己身上。保持距离就能切换到意义制造模式，以其他角度和背景脉络来思考整件事。”
此后，克罗斯使用不同形式的自我抽离，多次得出同样的研究结果。比如说，可以想象自己是墙上的苍蝇或者善意的观察者，也可以试着想象遥远的将来，年纪更大、更聪明的自己回头去看过去的事件。只要站在第三人的角度去谈论自己的经验（“大卫正在跟娜塔莎讲话，当时……”），也可以带来必要的观点变化。
克罗斯指出，其实很多人自然就懂得用自我抽离法处理令人不快的情绪。他提到篮球选手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的访谈，詹姆斯说明自己何以选择离开克里夫兰骑士队（该队扶植他的业务），转往迈阿密热火队。“我不想做出情绪化的决定。我想要做对詹姆斯而言最好的决定，做让詹姆斯开心的事。”同时，马拉拉．尤萨夫扎伊（Malala Yousafzai）也运用类似做法，让自己更有勇气对抗塔利班恐怖分子。“我以前觉得塔利班把我给杀了，后来我（对自己）说，如果他来了，马拉拉，你会怎么做呢？然后，我回答自己，拿鞋子丢他就好了。”
自我抽离不仅有助于处理个人问题，对公众议题也有帮助
若能自然而然用这样的方法站在全新的角度，可以获得很多实质的帮助，例如降低焦虑、沉思等。站在一定距离外的角度，甚至有助于一群受试者更有勇气面对现代生活中大家最害怕的事──公开演说。相较于站在第一人沉溺角度的控制组，受试者运用自我抽离法做好演说准备，承受威胁的生理迹象较少，焦虑感也较低。观察者在评判演说表现在也能明显看出这些优点，认为他们的演说更有信心、更有力量。
在前述各例，自我抽离法有助于受试者避开自我中心的“热”认知，免得加强内心偏见，如此一来，心中想法不再用于满足自己的气愤、恐惧或受到威胁的自尊。葛罗斯曼果然发现自我抽离法在个人危机（例如不忠的伴侣）方面可解决所罗门悖论，也就是说，人对妥协会采取更谦逊开放的态度，更愿意考量互有冲突的观点。葛罗斯曼向我表示：“变成观察者的话，就会立刻进入这种追根究柢的模式，设法把情况梳理清楚。这种模式几乎与智识上的谦逊一同发生，能考量不同的角度并进行集成。”
自我抽离也会对你的情感关系造成影响。西北大学的伊莱．芬克尔（Eli Finkel）带领的研究团队以两年为期，关注120对已婚伴侣。结果发现，婚姻关系一开始的弧线就不乐观，第一年的关系满意度多半会急转直下，失望与不满开始累计。不过，一年后，芬克尔请半数的已婚伴侣参加自我抽离短期课程，比如说，通过冷静的观察者目光来想象争吵的情况。
相较于典型的关系咨商，自我抽离法只是一小步。自我抽离课程的长度总共约20分钟，却能转变双方的爱情故事，采用有建设性的做法来处理双方的差异，在接下来的一年，关系会变得更亲密更互信。反之，控制组的不满持续累计，接下来一年的关系会不断恶化。
前述都是很私人的问题，但在没那么个人的问题上采取疏离的角度，似乎也有去除偏见的作用。例如，请葛罗斯曼的受试者想象其他国家的公民会怎么看待即将到来的选举，受试者对于互有冲突的观点会采取更开放的思维。实验过后，葛罗斯曼发现受试者也更有可能应邀报名参加跨党派讨论小组，该小组会提供进一步的客观证据，而由于前述干预措施使然，受试者会更开放地接纳对话。
随着研究的进展，葛罗斯曼更开始审视该作用的发生要件，借此找出成效更高的自我抽离技巧，改善人们的推理能力。有种方法格外有用，请想象自己正对着12岁的孩子解释议题。葛罗斯曼推测这种方法应该能让你的态度变得更谨慎，避免任何偏见影响孩子幼小天真的心灵。
葛罗斯曼的团队把这种现象称为“苏格拉底效应”（Socrates effect），这位谦逊的希腊哲学家改正了伟大的以色列国王的自我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