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854年的那场人类对抗霍乱的防疫之战,几乎惨败的人类最终打开了“流行病学”这门伟大的学科

斯诺无疑是伟大的。他1854年展开的宽街霍乱调查打开了近现代流行病大规模调查的先河,是这个领域开创性、里程碑的工作,在医学界斯诺被公认为“流行病学之父”;他所搭建的“死亡地图”也被后人公认为是“数据可视化”的开端,用极其简洁、直观的方式打开了那个时代的民智。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勇气和理性的传奇故事,而英雄的故事总是如此的相似。

Jon Snow(琼恩·雪诺)在热门美剧《权力的游戏》中是一位带领守夜人大战异鬼大军的战士;而在19世纪的伦敦,同样也有一位如守夜人一般守护伦敦市民安全的John Snow(通常译为约翰·斯诺)

没错,名字只差一个字母。

《权力的游戏》中的琼恩·雪诺

《权力的游戏》作者马丁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坦露过琼恩·雪诺的原型就是现实中的约翰·斯诺,但他的故事精彩程度丝毫不比那位于北境长城大战异鬼的雪诺逊色;他在19世纪的伦敦以一己之力对抗那时的传染病夜王——霍乱,他用的不是瓦雷利亚钢制成的剑或者神奇的龙晶,而是调查和严密的逻辑;他孤身一人打开了医学史上“流行病学”这一学科,谱写了一首人类对抗传染病的勇气赞歌!

约翰·斯诺医生

在《权力的游戏》中,贯穿全剧的大反派就是——夜王;他带领的异鬼军团有着可怕的魔力:只要杀死一个人类,这个人类就会成为异鬼军团的一员,甚至剧中的龙被异鬼杀死之后也会化身成可怕的异鬼龙,这种恐怖的魔力和当时伦敦的传染病之王霍乱如出一辙——

异鬼首领—夜王

“霍乱”是一种让当时的人们闻风丧胆的急性传染病,它和“天花”、“鼠疫”并列为人类三大烈性传染病,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

病菌在人体内每12分钟就会增加一倍,得了霍乱的人会在短时间内一直腹泻,腹泻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人数小时内迅速脱水死亡!

霍乱患者的惨状

霍乱最早发源于印度的恒河流域,大航海之后频繁的贸易把它带到了欧洲。在欧洲,霍乱有着更高的死亡率,英国第一波大规模爆发发生在1831年,造成数千人死亡,1849年再次爆发,两次爆发超过14,000人死亡。然而到了霍乱第三次在欧洲大规模爆发时,英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这次大爆发光在俄罗斯就造成了超过100万人的死亡,而英国仅仅死了不到1000人,那么英国人是靠什么战胜了这个传染病之王呢?

这就要开始讲一讲我们今天的主人公约翰·斯诺的故事了——

《权力的游戏》中的琼恩·雪诺身世离奇坎坷—出生高贵,作为坦格利安家族的继承人却从小被当成史塔克家族的私生子,而现实中的约翰·斯诺的出生并无不凡之处:

他于1813年出生在英国工业时代的重镇—约克,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通常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似乎注定了斯诺的一生会是平凡的一生;但他的父亲并不认命,决心改变孩子的命运,他节衣缩食坚持把斯诺送进了私立教会学校。

1800年代的约克城

1827年,14岁的斯诺被送到朗本顿市的外科医师哈德卡斯尔那里当学徒;18岁时,年轻的斯诺第一次目睹了恐怖的霍乱,作为医学学徒的他为当地霍乱中煤矿工人提供医疗帮助,毕竟,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煤矿工人,深切的同情心激发了斯诺的使命感。

在23岁的时候,来自小地方、胸怀理想的年轻实习医生斯诺决定要去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他没有骑马,也没有坐车,而是独自徒步走了200英里来到了当时的伦敦,成为了一名“伦漂”。

在伦敦,斯诺在Hunterian医学院和伦敦大学开始了他的正规医学教育,1837年,斯诺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医院工作。

长期的实践经历和良好的医学素养让年轻的斯诺在麻醉领域表现突出,斯诺1838年被接纳为皇家外科医学院的成员,甚至他还为维多利亚女王第三个孩子分娩时进行过麻醉手术。

在《权力的游戏》中,琼恩·雪诺在绝境长城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从一名私生子流放者一跃成为了守夜人总司令。

守夜人总司令—琼恩·雪诺

而现实中斯诺,也从煤矿工人的儿子到成为给女王接生的知名医生,他用自己的勤奋以及专业完成了艰难的向上流动,这是那个时代“英国梦”的真实写照。然而斯诺对伦敦上流社会的诱惑毫无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类的科技发展总是跳跃式的,仅仅在200多年前,人类其实对所有的传染病的认知程度和2000年前的人类几乎没有什么进步——一无所知。

对于霍乱这种烈性传染病,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观点是—霍乱是通过被污染的空气传染的。

为什么这个观点深入人心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当时伦敦这个城市——

当时的伦敦是大英帝国的中心,而维多利亚时代则是日不落帝国无限荣光的顶峰,伟大的工业革命随着各类蒸汽工厂的轰鸣声在急速改变这膨胀的帝国。

人们开始向城市聚集,物质日益丰富,一个个传奇的财富故事在膨胀的人们中流传。


19世纪的伦敦

那时候的伦敦坐拥240万人,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它的人口密度是今天孟买的三倍,彼时的伦敦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优雅、宁静、富足,城市的卫生状况极为堪忧——

马车在肮脏的街道飞奔,马粪四处飞溅,用抽水马桶的人们把粪便通过露天简陋的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整个城市臭气熏天、蚊虫漫天飞舞…… 牛棚、动物粪便、屠宰场、腐烂的味道充斥着大英帝国的雾都。


伦敦的水肥工

“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狄更斯的小说中描绘了那个充满矛盾的时代……

霍乱的确通常发生在卫生较差的区域,这些地方确实也臭气熏天,医学界在那时候一直认为霍乱是通过空气中的”瘴气”进行传播的;支持这个观点的人除了当时的主流医学界之外还包括《柳叶刀》编辑、现代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等。


现实中,人们才是对霍乱一无所知的人

尽管那时伟大牛顿的力学理论早已在大众中启发了科学启蒙,但对于医学、生理学而言,19世纪中期还是蒙昧的年代;

无知和霍乱同样可怕。

善于独立思考的年轻医生斯诺对于“霍乱是由空气传播”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霍乱应该是通过被污染的水进行传染的,他的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朴素的判断——

如果霍乱是通过空气进行传染的,那么发病的部位应该是肺部而不是肠道才对,他的经历能佐证他的判断——18岁的时候为治疗煤矿工人的霍乱曾很长时间活动在臭气熏天的矿井,但他自己却没有得病。

当然,如果斯诺只是以这个理由去说服当时蒙昧的人们显然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气味是一种直观的感受,闻过伦敦的恶臭的人们很难相信这些刺鼻的气味里没有问题。

而水里的细菌是看不见的(细菌学在当时还没有被提出,显微镜尽管已经被发明,但还很粗糙,没能识别出水里的细菌);

在分子层面,鼻子要比眼睛灵敏的多,腐烂物体会挥发出两种物质——尸氨和腐氨,只要几个分子进入鼻腔,人们就会感受到强烈的恶臭。

没有直接的感知让人相信一件事情是极其困难的,比如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接受戴口罩,但对于同样重要但无法直接感知的洗手很多人却并不重视,而老年人则是既不带口罩也不洗手。

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是不会凭着朴素的判断而轻易下结论的,受过严谨医学训练的斯诺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他首先对伦敦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证据——

伦敦的自来水是由两家公司所供应的,一家名为Lambeth,一家名为Southwark,在1849年8月的霍乱流行中,根据斯诺的统计,两家自来水公司居民的死亡率有着极大的差异——

Southwark公司覆盖的居民死亡率为3.15%,Lambeth公司的死亡率为0.38%,二者几乎差了10倍之多,而死亡率高的Southwark公司在泰晤士河的下游,水被污染的可能性的确会更大一些。

斯诺积累了很多类似的证据并加上了自己的分析,写成了《论霍乱传递模式研究》的论文,意在向人们证明霍乱是通过水污染而不是空气污染传播的,同时建议当局加强公共卫生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斯诺也算是伦敦霍乱的吹哨人。

但由于当时空气污染的“瘴气”论过于根深蒂固,同时斯诺的确没有发现更加直接的证据,因此他的理论在当时依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并不被主流医学界和当时的人们所接受。

在《权力的游戏》中,琼恩·雪诺带领的守夜人军团在北境长城之外全力对抗异鬼,而当时的维斯特洛大陆南方的人们并不相信异鬼的存在,他们认为那是耸人听闻的传说。

琼恩·雪诺的做法是—“抓一个给他们看一看!”,当一个可怕的异鬼活生生地出现在妖后瑟羲面前时,人们相信了。

琼恩·雪诺为了证明凛冬将至抓回来的异鬼

终于,1854年8月31日,魔鬼再次降临——伦敦的苏活(Soho)区的布劳德大街附近爆发了霍乱,第一天就有56人死亡,第二天死亡人数猛增到143例,第三天178例……

这个街区的人们无论贫富几乎都要失去一名成员,而有些家庭则是全家被霍乱夺命。

短短几天大部分居民逃离了熟悉的家园,原本热闹的布劳德大街变成了大型死亡现场,只有那些无力离开的人们留在了那里,恐怖在蔓延,绝望笼罩着街区。

仅仅5天,超过500人因为霍乱导致的脱水而在挣扎中死去,恶魔在舞蹈…..

斯诺当时在苏活区开了一家诊所,他没有像其他富人一样逃离日日夜夜生活的家园,尽管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那样做,而是选择成为那个时代的逆行者,他是伦敦的守夜人,他决定和魔鬼正面对决。

斯诺开始冒着极大的风险调查每一个街区的死亡案例,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

在空无一人瘟疫肆虐的伦敦街区,一位年轻的医生一家一家敲开可能躺满尸体的房门,详细询问他们的病情和日常活动情况,每一次敲门都是和死神的擦肩而过,惊心动魄。

没有当局的指示、没有援助和回应,有的只是他坚定的战胜恶魔的决心。

在那个恐怖的9月,斯诺白天将生死置之度外详细地调查,晚上他在油灯下开始绘图,他想用更加直观的方式来向人们说明他的理论;他找到一幅伦敦的地图,把所有死亡病例详细地标注当地图上,他用黑色的小短横线代表死亡病例的数量。

约翰·斯诺当时所画的死亡地图

这张呕心沥血制作的地图详细地记录了死亡案例的在街道的位置以及数量,它后来被人们被称之为著名的“死亡地图”。

在《权力的游戏》中,琼恩·雪诺依靠好兄弟塔利·山姆在学诚的古老典籍中找到了对付异鬼的神器——龙晶,而现实中的斯诺则需要依靠这张地图来完成对霍乱的宣战。

杀死异鬼的神器——龙晶当所有的统计完成之后,斯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发现大部分死亡病例都集中在伦敦布劳德大街附近,而那里正好有一个免费的公共抽水机,附近的众多街道的居民都在那里取水。

离抽水机230米内的街区总共死亡人数高达700人,斯诺怀疑那个抽水机被污染了;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抽水机周围死亡最多,而离抽水机越远,死亡病例越少。

死亡地图的中心地带,红框为抽水机位置

斯诺需要继续验证他的理论,他首先想到的是显微镜采样水进行观察,但结果并不如意,那时候的显微镜技术还很不成熟,除了在样水中观察到了一些白色絮状物之外他一无所获。虽然他怀疑这些白色絮状物有问题,但的确并没观察到真正的致病菌,这并不足以说服当时的人们。

尽管斯诺搭建死亡地图已经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但有人质疑说,瘴气传播也能解释这张图—瘴气的中心区死亡多,离瘴气中心越远死亡越少;还有人说布劳德大街抽水机的水源比离这里不远的“小马尔堡街”抽水机公认要干净得多,如果“水源论”没错的话,那小马尔堡街的水应该更加致命才对。

严谨的科学工作者需要进一步验证他的猜想,斯诺继续像侦探一样调查附近居民的患病情况。这一次,他除了调查那些死亡病例的特征,也开始着手分析附近那些没有患病居民的特征,他发现了以下事实:

原来寡妇曾经住在布劳德大街,她怀念那口井水的味道,甚至于她会让仆人每天从布劳德大街用推车给她打一大瓶水,她和她侄女的最后一瓶水都是疫情开始的8月31日从布劳德大街水井罐装的。

至此,真相终于在斯诺抽丝剥茧的调查中变得非常清晰明朗——问题出在那个抽水机,斯诺找到了给异鬼痛击的那块的龙晶,而整个过程如推理小说一般。

1854年9月7日,斯诺向苏活区当局报告了自己的研究,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在第二天取下了那个抽水机的手柄,关闭了那个抽水机。

奇迹发生了——此后伦敦地区的霍乱疫情便迅速消失。

从8月31日第一例霍乱病例爆发到9月7日递交详细的调查报告,仅仅8天时间;一位民间医生如此迅速的调查和反应速度让今天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公职人员无地自容。

当然,现实的剧情总是要曲折复杂一些,尽管这次疫情被斯诺以一己之力消灭了,但人们像簇拥英雄一样给斯诺欢呼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人类总是这样——好了伤疤忘了痛。

伦敦的卫生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斯诺的水传播理论依然有人怀疑;在科学和愚昧的斗争中,理性并不是总能轻而易举地占上风;这时候,一位圣卢克教堂的牧师帮了他,就像《权力的游戏》中的雪诺有一位忠实的帮手塔利·山姆一样,这位名为亨利·怀海德的牧师成为斯诺的忠实支持者,这在瘴气论占据主流的的教会中非常难得。

《权力的游戏》中琼恩·雪诺和他的忠实支持者山姆

他也生活在苏活区,尽管他开始并不相信斯诺的理论,但他对斯诺的工作充满敬意,他利用自己的在社区的影响力继续在验证斯诺的研究。终于,在经历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之后,怀海德采访到了一名在苏活区布劳德大街40号的一名叫路易斯的妇女。

这名妇女的一个5个月大的女婴在爆发初期就死于腹泻,这位女婴的去世时间表明她是那波伦敦霍乱的第一个病例。

亨利·怀海德

妇女将洗过婴儿尿布的水倒进了布劳德大街的一个污水池,而这个污水池离布劳德大街的抽水机对应的水井仅三英尺,人们挖掘之后发现这个污水池的池壁早已损坏,是这个污水池污染了水井。

怀海德将他的发现以及对苏活区卫生状况的调查写了一篇详尽的文章,发布在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杂志——《建设者》(The Builder)上;这时人们才真正相信了斯诺的霍乱水源传播的理论;大众读物上开始刊登关于霍乱源头的漫画。

1856年,当布罗姆利的新霍乱爆发时,当局应用斯诺的理论进行了迅速的管控,有效阻止了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至此,斯诺的理论开始深入人心;伦敦政府也开始行动起来了—1859年,在斯诺调查布劳德大街霍乱之后的第五年,伦敦开展了下大规模的下水道改造工程。

这个由杰出工程师巴泽尔杰特设计的的工程历时6年完工,它是世界上第一套现代城市下水道系统,伦敦的污水与饮用水源彻底隔离,被排往泰晤士河出海口,最终导入大西洋。

1865年法国伟大的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用著名的鹅颈瓶实验才证实了细菌的存在,形成了第一套细菌疾病理论。

人类第一次认识了细菌这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物种。

又过了18年,1883年,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柯霍成功发现并分离了霍乱弧菌,完整彻底地证明了水中的霍乱弧菌是霍乱的真实元凶,190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奖医学奖。

罗伯·柯霍

至此,斯诺的理论最终大获全胜。真理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然而,历史总是充满着遗憾—斯诺在1858年6月10日在锻炼时中风,六天后便与世长辞,年仅45岁,这距离他画那张著名的死亡地图仅仅过去四年;他并没有活到柯霍在水中发现霍乱弧菌的那一天;他也没有等到伦敦下水道工程动工的那一天。

斯诺无疑是伟大的。

他1854年展开的这次布劳德大街霍乱调查打开了近现代流行病大规模调查的先河,是这个领域开创性、里程碑的工作,在医学界斯诺被公认为“流行病学之父”;他所搭建的“死亡地图”也被后人公认为是“数据可视化”的开端,用极其简洁、直观的方式打开了那个时代的民智。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视化地图

今天,在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当科学家们寻找有关流行病的简单答案时,他们有时还会互相问:“这次疫情中的抽水机在哪里?”

而在更广泛意义上,斯诺对布劳德大街霍乱的研究也是人类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岭;自那以后,人类充分认识到了公共卫生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清洁的水源和污水梳理系统纳入到了城市的规划议程,下水道成为“城市的良心”。

现代伦敦的下水道系统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享受到大都市清洁的水源和成熟的污水处理系统依然要感谢一位叫斯诺的医生在100多年前出生入死的那次无畏调查… ..

在人类没有对烈性传染病进行有效控制之前,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历着宿命般的模式—“人口增长—传染病爆发—人口增长—传染病爆发”;在19世纪之前,人类单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从来没有超过300万,而今天,日本的东京、印度的孟买早已朝3000万人的规模进发。

人口接近3000万的超级大都市—东京

斯诺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有无惧死亡的勇气、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还有不惧权威的独立思考和科学理性的精神。

今天,人类并不太平,我们依然面临着众多传染病的威胁,在魔鬼肆虐的时候,斯诺留给我们的精神依然如钻石般宝贵;斯诺的精神也鼓舞了后人,2010年10月,海地当地震之后霍乱爆发,法国的流行病学家Piarroux以人道主义的身份进入海地进行调查。

法国流行病学家—Piarroux

2016年出版的《致命河:霍乱和海地地震后的掩盖》一书详细描述了他对海地霍乱防治的调查与贡献;2017年4月,Piarroux被授给“法国骑士勋章”,从某种意义上,Piarroux就是今天的约翰·斯诺。

霍乱并没有当地球上消失,人类也继续面临着更多新型传染病的威胁;在冠状病毒肆掠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约翰·斯诺。

伦敦城没有忘记。

今天,如果你到伦敦的苏活区旅行,依然能够在布劳德大街和剑桥街的拐角处发现一家名叫“John Snow”的酒吧;而在酒吧的对面,一个孤零零的抽水机模型安静的竖立在那里,那是伦敦人们纪念这位“伦敦守夜人”的丰碑;这个黑色抽水机雕塑似乎在时刻提醒着未来的人们——不要忘记你所拥有的勇气和理性。

伦敦苏活区的John Snow酒吧和抽水机雕塑

如守夜人一般—斯诺一生没有结婚,无子嗣,他是一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他甚至不喝酒,只喝煮沸蒸馏过的水;他尽职守忠,不争荣辱;他的一生是守夜人的一生。

人类没有忘记;每当灾难肆掠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想起那些曾经为人类生命奋斗过的人所给予我们的勇气和智能。

约翰·斯诺墓碑

人类的历史不应该只是王侯将相的历史,而应该是千千万个像斯诺一样守护人类安宁的人的历史;让我们再重温一遍守夜人的誓词——

“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

我将不娶妻,不封地,不生子。

我将不戴宝冠,不争荣宠。

我将尽忠职守,生死于斯。

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

我是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护王国的坚盾。

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

在《权力的游戏》的第一季开端,是守夜人最先发现了异鬼的存在,谨以此文献给另一位医生!